精神卫生立法"扰乱公共秩序"收治规定引争议

　　国际标准无“扰乱公共秩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表示，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如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应对这一概念予以细化。在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的国际标准中，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这样的条款。

　　采用“危险性标准”存在隐患

　　曾经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采用的完全是“危险性标准”，即只有当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时，才能强制收治。其实精神病患者中有极端行为的并不多，我国现有1600多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险行为”，大部分是胡言乱语、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现在的规定有可能导致这些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

　　>>争议2

　　草案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

　　黄雪涛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黄雪涛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