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直播后，悬在空中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那一晚终于舒服地睡了一个安稳觉。”回忆起３年前中国入世的那一刻，于明德至今仍记忆犹新。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晚，卡塔尔财政、经济和贸易大臣Ｙｏｕｓｓｅｆ Ｈｕｓｓａｉｎ Ｋａｍａｌ先生一锤敲开了一直对中国紧关的ＷＴＯ之门，从那一天起，中国正式成为个新经济舞台的一个成员。
然而这对于略显稚嫩的中国医药产业而言，是福是祸并不知晓，只知道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加入ＷＴＯ已是大势所趋。“当时从内心里而言，也是一半高兴一半忧虑，”于明德仍能记得当时矛盾的心理。
于明德时任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司长，负责对中国医药产业的宏观管理，见证和参与了加入ＷＴＯ前后中国医药产业的种种变革。
流通业将遭劫？
于明德的记忆中，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是中国加入ＷＴＯ最为关键的时刻。“为了加入世贸组织，我们举办了很多学习班，也正式组织了一些工作小组，迎接加入世贸组织的最后谈判。当时我们医药司主要是为前方谈判代表团提供对行业问题谈判的意见和方案。”
当时工作的重点是，如果对方提出医药产业某一方面扩大开放要求的话，对产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必须针对性的做出预案，前方谈判代表团也不时的反馈回来一些消息。
在他们后方智囊团的坚持下，前方谈判小组为中国医药流通业争取了３年的缓冲期。在随后签署的中美双边协议中，中国把药品分销服务的开放最终定为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１１日。
后来的３年，中国医药流通业在面对外资的窥视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经意间崛起的九州通等一批新型流通企业彻底击碎了原有的流通秩序，业内的“快批”模式横空出世，这股来自民间的新分销理念竟然能克服之前苦苦困扰中国流通业的两大顽症——费用率过高和三角债问题。正如于明德所感慨的：“现在我们国内的流通企业，毛利率到５个点以下还能盈利的已经不少了，九州通毛利３个点就行，华源、安徽仁济毛利１个点也可以做，这在入世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到２００４年底，中国医药分销业对外资开放时，并没有引起人们此前所恐惧的后果，但是很难想象没有当年代表团苦苦争来的３年缓冲期，结果还会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