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中国医学科技创新“加速度”成时代必答题

　　中健网讯 医学科技创新是推进健康中国、科技强国建设的核心动力。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中国医学科技创新“加速度”成为时代必答题。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为推进医学科技惠民汇智聚力。

　　运用创造性思维优化临床实践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沈阳军区总医院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兼心血管内科主任 韩雅玲

　　科技创新和中国创造需要我们瞄准临床的难点和热点，运用创造性思维，来改变现有不太合理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即便是相同的药品和器械、相同的疾病，改变诊疗策略后也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美国已上市十余年的抗凝药物比伐芦定，在西方人群临床研究中能有效降低冠状动脉支架术后围术期出血的发生率，但会带来支架血栓增高的风险。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课题的支持下，我们对ST段抬高急性心肌梗死（STEMI）患者开展研究发现，在急诊介入治疗术前联合应用负荷剂量抗血小板药物的情况下，除了术中常规持续使用比伐芦定抗凝之外，术后继续使用与术中相同剂量的比伐芦定3小时~4小时，可有效降低血栓发生率。该成果2015年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2017年写入欧洲心脏病学会STEMI指南。

　　同时，合理的疗程也是临床医生应当探索的问题。2005年在冠状动脉支架国际研究领域发现，药物洗脱支架比金属裸支架血栓发生率明显增高，为此国际权威学术组织提出把双联抗血小板药物疗程从过去的1个月～3个月延长到12个月，但并没有循证依据。2006年，我们开展了应用国产新型药物洗脱支架的大规模、多中心注册临床研究，2011年又开展了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两项研究均发现，缺血风险不高且出血风险高的冠心病患者使用双联抗血小板药6个月就够了，并依据这些研究结论改写了2017欧洲抗血小板药物相关指南及《中国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指南》。

　　我们还要特别注重能提高药物、器械性价比的研究。以心血管领域为例，很多产品在国产化后价格下降近一半，能让百姓获得实惠。因此我们更有责任支持民族企业发展，尤其要在医疗器械领域加强合作，从一期到三期临床研究乃至上市后的四期推广，都需要医生与健康产业融合发展。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临床研究队伍非常重要，呼吁各级领导部门从政策、待遇、编制等方面进行倾斜和优惠。这支队伍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中国创造的关键载体。

　　凝聚中国科技应有的自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 黄宇光

　　医生的看家本领是临床诊疗，SCI指挥棒应鼓励临床医生多做临床创新，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涉及临床的基础研究和动物实验可以借力，与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团队协作，做好转化医学。在临床创新方面，我国具有病种多、病例量大的优势，许多成功的案例备受国际同行瞩目，也使我们对未来的临床医学科技创新和中国制造树立了自信。

　　举例说，北京天坛医院院长王拥军领衔的脑卒中大数据研究，覆盖整个亚澳地区，数据涵盖各类危险因素和可能的临床干预手段等，是不可复制的病源和科研优势。再比如，我当年在美国犹他大学学习期间，导师告诉我，犹他大学医院二十多年未曾遇见过布加氏综合征（肝脏下腔静脉梗阻综合征）的患者。而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协和医院就已经将500多名布加氏综合征患者4种术式的论文，成功发表在美国外科杂志上，使中国成为该疾病在外科领域中的鼻祖。

　　说到好的医疗器械和耗材，过去都选国际品牌。现在大家改变观念了，因为一批国企民企的产品很有竞争力。像深圳迈瑞医疗器械已经打入北美市场，产品的性价比超过国外同类产品。佗人集团民营企业的医疗耗材同样成功打入欧洲北美市场。

　　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倡导产学研结合。通过医学的发展带动企业的发展，企业的发展又能反过来促进临床医疗的创新和进步。华西医院麻醉科主任刘进教授关于静脉乳化异氟醚的研究，就是产学研的案例，由此促进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并领先国际水平。人大代表李杰领导的人福药业，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进行临床试验，在新药的原创性研究方面国际领先。

　　临床研究队伍建设需加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 丁洁

　　在医学临床研究方面，急需加强研究队伍的基础建设、能力提升以及相关政策资金支持。

　　近年来，我国临床科研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是人口大国，患者众多，这成为临床研究的优势，且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临床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推动中国制造、科技创新站在世界之最，还需在以上三方面着力。

　　临床研究这支队伍非常重要，但各级部门对其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虽然现在国家在科研方面的投入非常可观，但是真正用于临床研究的却屈指可数。临床研究基础包括研究的队列、数据库、样本库。现实中，临床研究基础薄弱，一线临床研究人员经常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希望有关部门切实加强临床科研的投入，增加临床科研立项和经费保障，进一步夯实临床研究基础。

　　临床工作是创新的根本来源，绝大部分临床医生都有主动做好临床科研、不断提高医疗水平的愿望。但现实中，缺少支持临床创新的政策环境，也是不争的事实。应通过一系列举措，例如政策倾斜、待遇从优、人员单独列编，以激励临床医生在工作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总结规律，推动加强医生的临床研究及创新意愿。同时，还应引导临床研究的团队合作。

　　实际上，国家很多相关部门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到了该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的时候了。医务人员在为病人做好诊疗服务的同时，要不断发现新的临床问题，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总结、转化、推广，最终使患者受益，让中国制造站在世界前沿。

　　自主创新，行业还需加把劲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 杨杰孚

　　改革开放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制造取得显著成就。但相比之下，药物、高值耗材、大型设备等医疗领域的自主创新还需加把劲。现在使用的药物包括降脂药物、降压药物还有降糖药物、抗心衰药物，大多数依赖进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类产品？有，但相对来说比例较低。

　　要改变这一现状，我认为需要从4个方面加以提升：首先要增加投入，尤其是企业投入，国外药企每年会拿出收入的15%~20%投入自主研发，国内药企虽然也有数千家，但搞研发者凤毛麟角，投入也不到利润的5%；其次，要培养人才，目前国内研发人员大部分在科研机构、大学或者大医院，与企业脱节，在这方面可借鉴国外模式，研发人才主要来自企业，同时加强跟大型科研院校的科研成果转化；此外，一家企业单枪匹马搞创新难度很大，除了与国内科研单位合作，也可以与国外机构合作，充分发挥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能力；第四，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比如“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国家投入不少，今后对于有研发潜质的重点企业，同样可以增加一些投入。

　　最后，有了好的自主研发产品，还需政府在医保、审批方面尽量实行绿色通道，过去存在部分产品审批时间较长、进入医保较慢的问题，医保对这些企业大力扶持，对我国自主创新发展将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医学研究可以“军民融合”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院长 李秋

　　研发和临床融合，可以尝试“军民融合”。现在我国的军品技术非常好，比如通信卫星技术，定位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完全可以用在医疗技术设备的研发上。与此同时，我国人工智能有研究的基础，如果把军品的高科技融入进来应该会有所突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和诊疗装备国际市场份额大幅提高，高端医疗设备市场国产化率大幅提高。随着国家政策对医疗器械行业的大力支持，以及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创新意识不断增强，我国医疗器械行业吸引了大量资本。医疗设备、健康产品应该国产化，在临床研究中应特别注重提高性价比的研究，体现中国制造，打破国外巨头垄断的局面。

　　在科研与临床融合中，应加强对大数据的应用。以儿科肾脏病为例，我国到底有多少孩子患有肾脏疾病，或者患有肾脏疾病的潜在风险，当前没有相关数据。要注重流行疾病的研究，同时应该是标准化的临床研究，这样得到的数据才能够真正为国家政策提供参考。还要鼓励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采集、存储，打通数据资源共享通道。

　　西部地区很难吸引优秀人才，特别是领军型科研人才。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科研项目、平台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投入。

　　肿瘤防治需要精准滴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 王贵齐

　　肿瘤防治需要立足现在、着眼未来，一定要秉持科学态度，在设定目标和科研攻坚过程中，充分考虑艰巨性和长期性，绝对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精准滴灌，坚持预防为主的理念，开展中长期的防治规划。

　　首先要转变以疾病治疗为主的健康模式，在新时代下要有新的健康观，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十二五”“十三五”重大专项在科研项目中开展了大量关于预防筛查的工作，希望在下一轮关于肿瘤的科技攻关中，加强对肿瘤的预防、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改变我国以中晚期肿瘤治疗为主的模式。1/3的肿瘤可以通过健康生活方式、远离危险因素预防；还有1/3的肿瘤可以通过筛查、早诊早治治愈。

　　肿瘤治疗药械中，尤其是高附加值的药品器械，依赖于国际厂商。应针对治疗恶性肿瘤的药品和器械，集中国家优势，联合多家国内厂家做一些对标和达标工作。在临床研究上，要加强研究人员队伍稳定性，配备专业人员从事临床试验，每一阶段投入专项资金加强队伍建设，让科研水平向更高质量迈进。三医联动还不够，需要审批与临床应用联动起来。药械通过审批后，立刻准入医保快速通道，让老百姓快速分享到科技进步的红利，让企业在临床应用中获得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科技创新的监管要覆盖整个过程。监管结果与监管过程并重，还要加上第三方监管。

　　别让新药入市“起大早赶晚集”

　　■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董事长 丁列明

　　近年，我国在创新药方面的利好政策不断实施，而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更是为创新药企注入一剂强心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共有24个1.1类型新药上市，是新中国成立后数量的5倍。

　　企业应该成为创新主体。贝达药业现在不断加强投入，新药研发项目共20余个，已有7项进入临床研究。加强产学研结合，临床研究是新药研发面临的短板。临床研究的机构数量和水平都难满足需求，致使临床研究质量不尽人意，进展缓慢，影响新药研发。此外，研发投入靠企业，我们责无旁贷，但人才引进、配套政策等方面需要国家更大力度的支持。国家需要在政策上创造更好的人才创新创业环境，行政审批还要提速。

　　要做好创新产品，还要做好创新药的市场对接和应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创新要惠民，要向民生倾斜。但是在创新药进入市场应用环节上，依然存在制约瓶颈。2016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贝达药业的产品盐酸埃克替尼位列其中，药品价格降幅在50%以上，随后纳入医保，但迟迟进不了医院。这是企业在药品降价之后进行市场销售时面临的挑战。以埃克替尼为例，目前进入全国三级医院以上销售的不到500家，就更不要说基层医院了。医保报销条件是需要在医院内开药，这大大限制了药品的使用。如在市场环节没有相应的支持政策，企业创新投入、动力和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鼓励科技人才创业，除了研发过程给予项目支持外，后端的支持同样重要，只有创新成果最后进入应用，产生效益，创新才有意义，才能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打通关卡，让资本助力科研

　　■全国政协委员、康希诺生物技术股份公司首席科学家 朱涛

　　回国9年，我目睹了国内生物技术研发日新月异，这离不开国家资助。但同时，美国生物医药企业融资很容易，有一个新概念并做到临床一期或二期，就可得到资本投入以及金融支持，甚至在纳斯达克上市，从而助力科研发展，但目前这一点在国内尚难实现——研发公司若没有盈利便不可以在A股上市。

　　香港H股今年对国内未有收入的生物企业开放了，对于大部分做生物技术的企业，这是一个利好消息，目前已有多个公司表示有意赴港上市。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如果企业中存在中资股份，就仍不能在H股流通，如果是外资股份就可以，这并非法律原因，而是行政审批。中资股份不能流通，导致投资者之间利益不一致，使得上市计划流产。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提出我们必须打通全流通，使得资本能够最有效率地支持创新的提案。在香港H股，投资者对生物技术创新公司的风险识别、风险承担能力相对好很多，是一个成熟市场。我们可以设计让资金通过封闭渠道回流到境内，保证外汇不出去的情况下实现全流通。目前许多生物技术公司已经长期投入资金，项目进展更好，急缺社会资本来实现产业化和销售盈利，希望能通过全流通，激发公司赴港解上市融资，助力创新创业，这样也会引导国内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生物技术创新企业中。

　　加快医学研究成果转化应用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主任 王宁利

　　我从事眼科临床与科研工作30余年了，我们的团队针对眼科临床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科研探索与研发，开展、建立、推广了多项临床新技术。今年的提案我主要关注常见致盲眼病的防治与促进医学成果转化等话题。

　　近年来，眼科领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如糖尿病引起的致盲眼病成为一个新挑战。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高达11%，约有1亿多名糖尿病患者。糖尿病可以引起很多并发症，比如视网膜病变，控制不好可能导致失明。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除了可引起冠心病、脑卒中外，也可能引发眼底血管病变。这些都是下一步临床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融通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科技成果转化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应出台促进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法规政策细则。自2015年以来，科技成果转化法及相关规定相继出台，针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落地细则也逐步明确，为了全面促进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开展，应加快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政策细则的出台。同时，应鼓励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附属医疗机构先行执行高校、科研院所的转化政策，以促进医疗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并以此为契机，系统梳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的法律法规，理顺相关政策口径，形成协调一致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以评估为例，建议对科技成果转化（以知识产权转化为主）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原则，允许采取协议定价+公示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