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对于鼠疫的应对

　　从 1347年开始 ，鼠疫横扫整个欧洲 ，导致1/3～ 1/2的人口死亡。 1351年之后 ，腺鼠疫持续不断地以散发性的面貌出现 ;到了 1450年左右 ，除局部地区外 ，鼠疫不再影响那些处于生育年龄的人口。在 17世纪后期欧洲鼠疫基本停息之后 ，清代前期中国云南的鼠疫又开始流行 ，之后广东和福建亦流行此种疫病 ，并于 189 4年由香港传至世界各地 ，引发第三次世界鼠疫大流行。欧洲和中国的医生、民众和官方基于各自的观念与传统 ，采用种种办法来应对这一烈性传染病。

　　医生的应对 :“应逃则逃 ，不逃则守”

　　十四世纪欧洲医生沿袭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医学传统 ，用通便、放血、烟熏、焚火和施用乌糖浆等方法治疗 ，除此之外 ，他们还动用外科治疗 ，割开肿大的淋巴腺 ，或用杯吸、划痕、烧灼等方法对已成疽的淋巴腺进行治疗。到 1665年鼠疫侵袭英国时 ，伦敦的医生调制出一种“抗鼠疫的特殊药液” ，丹尼尔·笛福说 :“鼠疫击败了所有的药物 ，许多患疾的医生手中还握着预防疾病的药物。”实际上 ，更多的医生则不愿看望病人 ，法国阿维尼翁的乔里亚克说 :“医生毫无作用而且备感羞耻 ，特别他们害怕受到传染而不愿去看望病人 ，即使去了也是爱莫能助 ，因为所有病人都难逃一死。”

　　在中国 ，中医医生也在努力寻求治疗鼠疫的方法。光绪年间 ，广州著名中医医生区德森称 ，中医治疗鼠疫 ，“诸医用药 ，无所不搜”。在各种治疗鼠疫方剂中 ，影响最大的是石城罗芝园《鼠疫汇编》中所载的治疗验方。除内服之法外 ，尚有外敷之法。外敷疗法即用刀割、针刺排出脓血 ，或用蚂蟥吸出脓血 ，用药物敷于淋巴腺 ，这种外科疗法与西方相似。民众认为病变了的淋巴腺有“毒” ，所以用刀割淋巴腺的办法来“除害”。除此之外 ，医生和民众还利用草药或者偏方 ，或者相信用鸦片可用来治疗鼠疫 ，因为可以“以毒攻毒”。至于其效果 ，钦县的民众称当时根本“无药可治”。和欧洲相似 ，大多数医者在鼠疫流行期间拒不出诊 ，海丰县一位医生说“应逃则逃 ，不逃则守” ，即能跑就跑 ，跑不了就闭门不出。

　　民众的应对 :“家家捕鼠 ，几致搜掘无遗”当 1347年鼠疫再次在欧洲出现时 ，犹太教和基督教共有的观念在学问人中盛行 ，到了十五世纪早期 ，新柏拉图派哲学再次开始风行 ，加之对经验主义观察的蔑视 ，妨碍了欧洲人发现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 ，一直到 189 4年才弄清楚。相比较而言 ，中国人似乎很快就认识了鼠疫病因。早在乾隆后期 ，云南赵州就出现了鼠间鼠疫的记载。在云南民众看来 ，“这个病是鼠毒关系 ，是鼠传染的” ，所以光绪年间发生鼠疫时 ，民众在十字街头或交通要道“烧地毒”。189 4年鼠疫初传至粤东后不久 ，“家家捕鼠 ，几致搜掘无遗” ，并用绿豆驱除鼠毒。由于认识到了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 ，一旦发现有成群死鼠 ，人们立刻搬家逃避。在粤南 ，民众甚至每届此疫发生时节 ，提前搬家 ，谓之“走老鼠”。很难说通过经验主义观察 ，中国民众真正发现了老鼠与鼠疫之间的关系。云南有的民众以为“妇人精着屁股抬棺材 ，痒大爹就不好意思跟她来 ，这样做后会少死一些人” ;同时相信 ，鼠疫是各种物件传播的 ，凡是类似“痒”、“疙瘩”的物品都不能保存。他们又认为鼠疫由瘟神引起 ，所以至光绪末年 ，云南大多数县都设立了都天太子庙。

　　欧洲城市居民一方面认为通过祈祷可以免祸 ，另一方面未感染地区拒收来自疫区的人口 ，因此不少人并未逃走 ，而在居住区内采取种种隔离措施。对于中国民众来说 ，逃避是最先考虑的措施。当城镇发生鼠疫时 ，城居人口不少迁往乡下 ;当乡村鼠疫发生时 ，“富者多择地逃避” ，无法迁移远处的人只能在附近地区躲避。未逃走的人则深居简出 ，断绝与疫区的联系 ，隔离患者与患者尸体 ，这与欧洲相似。在 1347～13 48年 ，欧洲人口中有 10%是基督教徒 ，他们将鼠疫归因于上帝的愤怒 ，所以用鞭子彼此抽打 ，进行游行 ，杀害犹太人。意大利的一个地方官员偶然发现游行可以传播鼠疫 ;但是直到1630年 ，罗马教皇仍然支持这种游行。广东在鼠疫流行期间频繁举行迎神赛会。虽然聚集了大量人口 ，但在实际上 ，民众借着一种民间信仰的形式 ，进行了一场清洁卫生、对疫区进行消毒的活动。除了这种借助游神施行的消毒活动外 ，民众还燃烧鞭炮、烧药物或者用石灰水在疫区进行直接消毒。

　　官方的应对 :采取清洁卫生和隔离措施在中世纪半自治的城邦当中 ，卫生是市政内容的一部分 ，由专职人员负责。当时一种观点认为瘟疫是由污染的空气引起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是上帝的愤怒。 1347- 1348年鼠疫在托斯卡纳流行时 ，地方官员采取清洁卫生的措施 ，基督徒则上街游行 ，劝解敬神。在佛罗伦萨 ， 1348年成立临时防疫卫生局 ，但在以后的几次鼠疫造访中 ，地方官员几乎逃光了。对于一个地区来说 ，最好能够将这种可怕的疫病阻止在外。 1374年威尼斯首先颁布法令 ，禁止可能染有鼠疫的商人或旅行者进入城镇。后来规定停泊 40天之后 ，方准登岸 ，是为海港检疫之嚆矢。到了 15世纪 ，意大利完善的鼠疫控制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海上和陆上检疫 ，严格控制那些疫区来的人口 ;二是强制将鼠疫死者埋葬在深坑并毁掉其物品 ;三是隔离患者及其家属 ;四是以税收的形式为隔离者免费提供医药服务和食物 ;五是为那些由于关闭市场而没有生计和那些没有食物预备的人提供生活保障。1476年米兰开始采取这种鼠疫控制措施 ，到 16世纪欧洲各国相继实施。尽管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鼠疫 ，但还是有一定的作用。

　　光绪年间中国官方没有专职的卫生与防疫机构。当发生重大疫情时 ，由官方设立善后局 ，对死者发银赈济 ，并向患者施药救治 ，或由县令捐钱筹募 ，助善堂施药施棺。当医药无效时 ，官府会到城隍诣神。宣统年间清政府对东北鼠疫的防治被公认为中国开始建立现代防疫制度的开始。之后县级卫生院建立 ，防治鼠疫成为其一项重要职责。当一地发生较大疫情时 ，常常由县政府、警局、卫生院和鼠防机构联合组成防疫委员会 ，集中力量进行防疫 ，其措施包括隔离、消毒和预防注射 ，以及消灭鼠类等。不过 ，宣统以后政府这种防疫职能并不是由本土的鼠疫所直接催生 ，而是西方公共卫生引入的结果。

　　西方防治鼠疫的主要力量一直是官方 ;而在中国 ，民间自发的防疫占据着主导地位 ，直到宣统年间才有所改变。虽然此时中西方最终殊途同归 ，但鼠疫的有效控制乃是西方公共卫生引入的结果。我们从中西方的鼠疫应对中 ，或可发现不同的观念、传统与历史发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