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懋：以“脉”相承的国医大师

中健网 >> 医疗圈 >> 人物 2014年10月13日中健网·榜样的力量

他酷爱中医，50余年苦读医书，勤于临证，在患者中有极好口碑；他溯本求源，力倡平脉辨证，法无定法，方无定方，发展脉诊一派；他善于总结，勤于著述，是国家二、三、四、五批高徒导师，有教无类，传承有方，桃李满布天下。他，就是河北省首位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的名老中医——李士懋。

李士懋，1936年生，山东黄县北马镇人。195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现任河北中医学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传承博士后合作导师，国家药审委员，河北省首届十二大名中医，国医大师。

禀父命结缘中医

李士懋教授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幼时家境窘迫、家教甚严。因家人多受中医药之惠，又适逢国家大力提倡发展中医药事业，北京101中学毕业后，秉父命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思维方式的转变，由迷茫懵懂、苦闷压抑，到对中医药学的投入与痴迷，李老徜徉于中医药的世界，作为北京中医学院第一届学生，受到了诸多名家教诲，夯实了理论基础，坚定了中医信念。

笔者：据我们了解，您籍贯是山东，您是在山东出生的吗？家里都有什么人？

李士懋：我籍贯是山东黄县北马镇，出生在西村。

笔者：您小时候家境如何？

李士懋：我父亲在外参加革命工作，音信隔绝，我与母亲、哥哥种地为生，艰难度日，1946年才辗转多地到北京与父亲团聚。

访者：您为什么会学中医，是怎么走上中医之路的呢？初学中医时感受如何？

李士懋：我1956年于北京101中学毕业后，秉父命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当时学院仓促上马，没有宿舍及起码设备，从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借了一栋两层的小楼，只有刘渡舟、张志纯等四名教员。讲义是老师边教边编，常是临上课时发几页油印的讲义。开始上课就讲四大经典，第一节课就是“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使我仿佛坠入五里雾中，懵懵懂懂，不知所云。由于中学时学的都是数理化，习惯了现代体系的思维方法，一下转到古老的中医学，老师所讲的概念、理论很难接受，因此感到苦闷、抑郁。

笔者：那后来对中医的认识有改变吗，怎么入门的？

李士懋：我对中医开始有些认识，是从一些临床实例开始的。我母亲患高血压，余冠吾先生重用蜈蚣，四剂汤药就治好了，且血压几十年一直很稳定。一次母亲下颌关节肿痛，嘴张不开，余先生摸了摸，说是瘀血，用桃核承气汤，两剂就好了。我父亲患关节炎，余先生用桂枝芍药知母汤，重用附子加乌头，也是四剂而愈。三年自然灾害时，我伯父高度水肿，余先生用鸡鸣散，下黑水满盆而愈。参观广安门医院时，有几例脊髓空洞患者，用地黄饮子均获显著疗效。我表妹患骨髓炎，求治于余无言老师，告之脓尚未尽，应排脓，当一周内破溃流脓，脓尽而再予生肌收口则愈。用药后，果然一周内破溃，脓尽而愈，至今已50年未再痛。通过这些具体实例，使我感到中医确实了不起，逐渐提高了学习中医的热忱。

况且，第二学年，学院从北门仓中医进修学校搬到了海运仓，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又聘来了秦伯未、任应秋、余无言、陈慎吾、赵绍琴、董建华、杨甲三、王绵之等一批中医名师任教，并从沈阳医学院调来了一批西医老师，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朱颜、耿鉴庭等名医名家亦兼职任教。国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对中医教育给予了很大支持。

在学校，许多名师亲自执教，结合自己的体会和临床实践，深入浅出，把一些抽象、深奥的道理，讲的很生动，很容易接受，如秦伯未老师讲便秘一章时，将排便比喻为河里行舟，舟欲行，需风吹动、阴血濡润，然影响二者的因素有许多，对各种因素再逐一剖析，形象生动又易明了，让我至今仍记忆犹新。秦老师著的《谦斋医学讲稿》都是给我们讲座时的讲稿。1962年暑假本该毕业了，但学院领导担心第一届学生经典学得不扎实，又延长了半年，因此请任应秋老师讲了60多篇内经的原文。

笔者：那时候学医也是像现在一样先学理论再安排实习吗？

李士懋：跟现在不完全一样。在校期间，学校为了让我们多接触临床，三次安排下门头沟煤矿医院进行实习，老师们亲自带队，手把手地教。一寒疝病人，我用小建中汤无效，孙华士老师予麻黄附子细辛汤，一剂而愈。这一验案让我印象深刻，领悟到什么是寒邪直中三阴。针灸实习时，杨甲三老师站在我身旁，亲自指导取穴进针。大学五年级时，我参加中央卫生工作队到甘肃通渭医疗救灾，亦由老师带队。我和李岩同学共同管理30张病床，都是腹水病人，老师结合实例给我们讲解“大气一转，其气乃散”。我毕业实习在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名医陆石如老师带教，倾心相授，使我们受益匪浅。母校的培养，恩师的教诲，使我打下了较扎实的中医根基，影响着我的一生。

初为医勇挑重担

实践出真知，李士懋教授就是经历了艰苦临证摸爬滚打的长期磨炼，在大庆油田17年的大量实践机会，锻炼了李士懋教授的临床能力，更是他日后名医之路的坚实铺垫。

笔者：您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

李士懋：我196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大庆油田总医院工作。我任儿科专职中医大夫，爱人田淑霄是其他各科的专职会诊大夫。

当时国家极度困难，北京的公共汽车都烧炭，车顶上背个大煤气包。北大荒发现油田后，从全国调集了几十万人搞石油大会战。茫茫荒原，一片沼泽，冬天气温常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没有房子，就发动群众盖干打垒、挖地窖子；吃不饱，就开荒种地，挖野菜，硬是靠革命加拼命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拿下了大油田。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所以油田病人非常多。当时油田总院中医科里，共五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与爱人田淑霄都成了骨干力量。

笔者：当时你们工作条件怎么样，临床上都是什么患者？

李士懋：当时我所在的儿科共有三个病区，200多张病床，病号多时常加至三四百张。主要病种为麻疹、肺炎、流脑、菌痢、中毒性消化不良等，病危的占2/3，每年死亡的有500多人，有时一天死亡十多个。尤其是冬春麻疹流行时，我白天黑夜在病房，配合西医抢救半月亦难得有空回家一次。我在儿科共8年，解救了大量危重病人，锻炼了中医临床能力，也亲身感受到中医治疗急性病、危重病的巨大优势，所以我一向认为中医的优势在于治疗急性病。《麻疹治疗的体会》即是我当时抢救患儿麻疹合并肺炎、心衰等经验的总结，被收入《北京中医学院三十年论文选》。

我刚到大庆工作时，因学识浅薄，更谈不上临床经验，又重任在肩，每天面对那么多危重患儿，总是企盼能有人指导，但又不可得。因此努力学习温病著作，遍阅历代温病名著，医技渐渐有所长进，也治好了一些急难危重的患儿，在临床中突显了中医的优势，使儿科的西医大夫乐于与中医合作进行治疗、抢救。

笔者：在大庆的那些年，您和爱人一直在油田总医院工作吗？

李士懋：不是。1970年，大庆南区医院设立中医科，调我夫妻二人任中医大夫。其实中医科只有我夫妇二人，病人多得看不过来，只得每天限号，病人多是头天夜里排队，第二天抢个号。并非我们医术多么高明，而是因中医大夫太少，所以只能限号。当时求诊的各科病人都有，几年的实践机会锻炼了我的临床能力。

转教学研习经典

大庆17年的临床实践，对李士懋教授成为今天的国医大师是至关重要的17年，之后他转到教学岗位，但临床工作从未间断，除定期出诊外，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临床实践不仅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是从理论到实践，相互印证，不断深化，并使理论得以升华，发皇古意创新立说的重要历程。他读经典、阅名著，不断学习，博采众家之长，积累日臻成熟。研习经典是李士懋教授成才、成名、成家的基础。

笔者：你是什么时候调到河北中医学院的，从临床工作转为教学工作有什么感受？

李士懋：1979年，我因次子脑出血并发癫痫，父亲在京患胃癌，不得已调至河北中医学院任教。自转为教学工作后，有机会阅读大量中医经典书籍，理论水平有所提高，在回顾以前临床所遇到的案例，仿佛有豁然开朗之感，反倒比整日忙于应诊收获更多一些。因为能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每个病，所以理解就更深刻一些，互相之间产生一些联想，确有“柳暗花明”之感，欣悦之情油然而生。虽改从教学，但临床从未间断，除定期出诊外，登门求医者甚多。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互相印证，不断深化，日益体会到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我乐此不疲，兴趣盎然，现虽逾古稀，情缘难了。

笔者：您常说：经典是实践的结晶，是临床的智慧。能深入的讲一讲您是怎么学习经典的吗？

李士懋：是，经典是实践的结晶，是临床的智慧。经典是中医基础的灵魂，是中医精华之所在，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宝典。学习经典是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发掘中医的基础。我主张对经典要熟读多背，由浅入深，反复拆解，纵横挖掘，用心感悟，变化以为己用，以经典释证、悟证、解证。我经常教导学生，初学要先从入门书读起，如《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之后再反复研学“四大经典”，即《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高阶段再读百家对经典的发挥和百家经典著作，如《临证指南医案》、《湿热病篇》、《脾胃论》、《医宗金鉴》、《景岳全书》等以及与临床各科相关的专著。

我虽一生不断研读经典，但每次读都有新的启悟，常读常新，并产生许多联想，益感经典之博大精深，临床再用，多了几分自如和创见。

笔者：我们知道，您特别注重中医经典古籍的学习，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如果要晋升，也要有相应的现代研究成果，您是怎么平衡两者的？

李士懋：我自1991年晋升正教授后，参与学术活动的机会渐多，如科研立项、评奖、职称、学位评审，稿件审阅，学位论文修改，国家新药评审等。这些都需要广博的现代科研知识，尤其是自带硕士、博士后，需要指导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设计、研究，因此，我又踏踏实实学了几年西医基础和科研方法学。相较而言，我感觉自己的所长是中医，其他皆为短。所以从那之后我更专注中医经典、各家及中医临床，感觉过去虽也对经典下过些功夫，总觉得不深不透，所以集中时间、精力，又对《伤寒》、《金匮》认真研读，从串读、类方、脉、症等不同角度反复阅读，所写的笔记摞起来有一米多高。

笔者：在学习经典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

李士懋：何谓经典，就是你总也读不透它，常读常新，总能有新的感悟。比如我在读到尤在泾谓“积阴之下必有伏阳”时，就联想到仲景的寒热并用诸方，忽有顿悟，仿佛别有洞天之感，临床用起来也有拓宽。再如读了赵绍琴老师《论火郁发之》一文，明白了火郁证非一病之专名，乃一系列病证的共有病机。发之，亦非仅限汗法，乃祛其壅塞，透热外达诸法，皆谓之发，进而提出温病本质是郁热这一论断，并验之临床，从实践到理论，犹有更上一层楼之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郁热论》。在读李东垣的《脾胃论》时，悟出土不仅能制下焦水饮之上犯，也可制下焦阴火之上冲，从而弄懂了甘温除大热的机理；读张景岳的《景岳全书》理阴煎时，明白了养阴除热的道理，因而治愈了一些长期高热的病人。读《衷中参西录》时，学会了“肝主脱，凡脱皆脱在肝”的理论，以山茱萸浓煎頻服治疗心源性休克。

重传承辩证论治

从大庆17年的临床经验积累，到在河北中医学院得以潜心研读经典，通过自己半个多世纪对中医药学的深情实践和不断探索，李士懋教授认识到：“传承中医，发展中医，坚持和遵循中医理论为指导是唯一的前提”。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是纳入全部信息基础上的治疗个体化。他临证始终严格按照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体系，“谨守病机”，审因论治，方无定方，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僵死的套路。

笔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您也经常强调这一点，辨证论治的理论是谁提出的？

李士懋：中医理论的核心——辨证论治的理论来自《内经》，其本则肇端于《伤寒》、《金匮》。所以，正本澄源，就是要努力继承《内经》的理论和仲景的辨证论治体系和思辨方法。而《内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则奠定了辨证论治的思辨体系。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个案积累，总结规律，认识到中医的生命在于实践。传承中医，发展中医，坚持和遵循中医理论为指导是唯一的前提。

笔者：辨证论治的本质是什么？

李士懋：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本质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是纳入全部信息基础上的治疗个体化。天地万物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人的生理、病理也在不断的运动变化，疾病的证也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治疗措施也就应随之而变，唯此才能谨守病机。我临证始终严格按照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的体系，“谨守病机”，审因论治，方无定方，法无定法，没有固定的僵死的套路。

笔者：您在诊治病患时常强调要“胸有全局，见微知著”，是指在看病时要系统吗？请您讲讲您的临证经验好吗？

李士懋：临证要有大局观，我主张临证看病要“胸有全局”。所谓胸有全局，就是要对每一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治则、治法、方药等，有个全面了解，见微知著，从局部看到整体，临证时方能把握全局，全面分析，不致犯片面性的错误，更不至于被临床假象所迷惑，从而保证和提高临床疗效。

笔者：这和中医学“整体观念”是一回事儿吗？就是说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李士懋：胸有全局，实际上就是中医学“整体观念”的临证体现。“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色之一。中医学是研究人体与天地万物、精神意识相互关联、不断运动变化的科学。人是自然产物，与天地自然相应；人本身是一活的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这是整体观的两个要点。由于历史原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中医还不可能对微观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只能极大地发挥医者的直观感觉，通过望、闻、问、切去获取疾病的信息资料。

四诊所采集的临床资料，都是疾病个别的表面的现象，反映不了疾病的本质，只能通过外在的表现去推断疾病在里之变化。而且，每一个证又都有很多不同原因所引发，仅凭症，难断其病的性质。再者，中医的症有真假，包括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真假；有兼夹，包括寒热错杂、虚实相兼、表里同病、数邪杂合、宿疾新病，标本缓急；有转化，如阴阳、寒热、虚实、表里的转化；有体质的差异，有时空之别；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分；还有病人的表述或简或繁、或真或假、或夸大或忽略等，这些全部现象，都必须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观其外而知其内，进行分析、综合，推断其在里的生理、病理变化，才能求得其性质、病位、程度、病势而了然胸臆，作出证的判断。然后再据证恻机论治，以立法、处方，加减而收效。因此主张中医治疗疾病，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运用中医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

笔者：如何辩证论治，您能举个简单的例子吗？

李士懋：例如便秘，有饮食之积滞、有气机之郁闭，有津液不足之“河道”干涩之机，有阳气虚弱、“动力”不足之变等等，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仅应用偏方，守株待兔、盲人瞎马的一味攻下。再如头痛患者，中医认为气血应环周不休，若气血不通，则“不通则痛”。气血不通的原因，从性质来讲，大致可分为三类，即邪实、正虚与虚实相兼者。头痛，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病证出现，亦可作为其他疾病的一个主症或兼症出现。故尔，头痛一证纷绘繁杂，头绪多端，设仅见一斑，则难窥全豹，必然产生片面性的错误。所以，必须胸有全局，全面分析，逐一而迅速地排除，最终确定其癥结所在，即辨明其证，据证而施治。这样把握全局，病因病机了然胸臆，则治之必验。切不可只见一斑，不见全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笔者：李老，您主张辩证首分虚实，论治首重虚实，是不是说明治病时辨明人的病机非常重要？

李士懋：是这样的。《内经》云：“百病之生，皆有虚实”。张景岳独具慧眼，曰：“千病万病不外虚实，治病之法无逾攻补”。虽然《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更有王洪绪《外科全生集》以阴阳为纲的辨证论治法则，有偏科之虞。但验之临床未免有笼统之嫌。我从临床出发，总揽全局，推崇张景岳之说，认为中医治则“汗、吐、下、和、清、温、补、消 ”八法无非补泻。我强调辨证论治以虚实为纲，临证首辨虚实，治法无非补泻，虚者补之，实则泻之，权其轻重或补泻兼施，则能从临证之纷纭复杂中，执简驭繁、纲举目张。

笔者：您这些虚实的道理说实话我们门外汉听起来很深奥，就是学中医的，没有几十年的钻研恐怕也很难有什么心得吧？

李士懋：“大道至简”。中医理论深奥，却并不玄虚，很多理论只要悟懂了，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可执简驭繁，抓住要领，灵活运用。如疼痛，包括所有的疼痛，都是因气血不通所致，古代医家概括为“通则不痛，不通则痛”。气血不通的原因，无非虚实两大类，实者邪阻气血不通，其邪，包括六淫、七情及内生五邪；虚者，包括阴阳气血的虚衰，正虚无力相继而不通。治疗大法当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再如如发热，首先要分清是实热或虚热，然后再分实者何者实，虚者何者虚，以及病位、程度、兼夹。凡病首分虚实，皆如此辨证。分清虚实，就把握准了大方向，不会实其实、虚其虚。大方向对了，还要进一步细化，分清实者何者实，虚者何者虚，其病位、程度、兼证等，要一一辨明，才能丝丝入扣。所以，我常说“大道至简，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临证时，无论辩证还是论治，首分虚实，断不会面对复杂证侯，如云山雾罩，不识庐山真面目。

笔者：我们知道，辨证论治，证也是在变化发展的，所以您讲究“恒动辩证，动态论治”，是这样吗？

李士懋：“恒动观” 也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特点之一。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都是阴阳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结果，“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人体的生理、病理，也是阴阳对立统一，运动变化的结果。恒动观指导着辨证论治之全过程，是我临证思辨特点和方法之一。

名医秦伯未先生曾说：一个医生能守善变，是炉火纯青的境界。守得住，就是治病时一时未效，只要病机未变，就要守原法原方，不可见一时不效，就变法更方，转去转远，心无准的，导致茫然不知所措。善变，就是脉变、病机变了，就要据其所变，变法更方，不能囿于效不更方，而仍予前法前方治之，否则将功亏一篑。变与不变，皆依病机为转归，此即“谨守病机”之谓。疾病的性质、病位、程度、病势是不断变化的，这其中，有量变、也有质变。更何况我们临床施加的干预因素和手段，都会促使病机的转化。我们如何把握疾病的不断变化，《内经》提出的原则是：“谨守病机”。而病机的把握关键在脉，以脉定性、定位、定量、定势，这四定，归结起来就是证。所以要通过 “症”的变化，辩“证”的转化，才能明确病机，做到“谨守病机，随证治之”。病机转变，证治亦变。临床依证来确定治则治法，再依治则治法选定方药方法。

笔者：这种证的变化导致的治疗上的变化，您能举例说明吗？

李士懋：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风温初起，脉可沉而数，可用升降散、银翘散之类；邪热进一步亢盛，激迫气血外涌，则脉由浮数变为洪数，可用白虎汤治之；若邪热亢盛而耗津伤气，则脉由洪数变为芤数，可用人参白虎汤；若津气被壮火严重耗伤，则脉由芤而转为虚大乃至散，可用生脉散；若正气浮越而脱，由阳证转为阴证，脉转为沉微欲绝，可用参附汤、四逆汤回阳救逆；若邪热由卫分逆传心包，脉见沉数细而躁急，当用清宫汤、安宫牛黄丸之类；若温病后期，邪退正衰，肝肾阴伤，脉转细数无力，可用加减复脉汤；若阴竭阳越，脉当浮大而虚，可用三甲复脉主之。

再如，邪气阻遏，气机郁滞，气血不能畅达以鼓荡血脉，随郁滞程度不同，脉可逐渐转沉、弦、迟、涩、细、短、结、伏乃至脉厥。这些虽各不相同的脉象，但由于病机相同，可知上述诸脉是有机联系的，是一种病机动态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程度所出现的不同变化。这样，就可以将诸脉以一理而融会贯通，就可以守绳墨而废绳墨，辨证地、灵活地看待各种脉象，而不必机械地、刻板地死于句下。

仲景提出辨证论治大法为“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也说明了疾病的不断运动变化。如何把握呢，当然要辨其证，证明确了，方能立法、处方。简而言之，就是建立“恒动观念”，其实质是“谨守病机，审因论治”。

发古意创新脉学

李士懋教授以脉诊为中心，首分虚实，法无定法，方无定方的诊疗特色，是多年临床经验的总结，是溯本求源、回归经典的选择，是以不变应万变“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李老提出，“望闻问切” 四诊顺序应该是诊断过程中运用的顺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他认为脉诊在四诊中应该占据五成到九成的分量。

笔者：您著有多部关于脉诊的著作，是因为您特别重视脉诊吗？

李士懋：我早期临床对脉诊并不是很重视，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使我独重脉诊的诊疗特色逐渐形成。通过深研经典，我发现经典的辨证方法就是以脉诊为中心，故言“脉证”；我历览脉书，对27种脉象条分缕析，结合临床详细作了存真去伪的工作。

笔者：既然脉诊这么重要，在四诊中切脉为什么排在最后呢？

李士懋：传统观点认为，四诊的顺序说明了其在诊断中的主次地位。但我认为，“望闻问切”是四诊在诊断过程中运用的顺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我将脉诊提高到在四诊中占据五成到九成的重要位置。

《内经》云：“微妙在脉，不可不察”；“气口成寸，以决死生。”很多疾病的性质、吉凶顺逆，皆以脉断，内容非常丰富。《难经》中论脉的篇幅，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确定了寸口诊法，并予全面论述，为后世所宗。仲景于《伤寒论》开篇之首即设“辨脉法与平脉法”论脉专篇，而且每卷都将脉诊置于突出位置。曰“辨××病脉证并治”，每个病都有大致相似的临床表现，但病机又各不相同，因而一病之中有若干证。证是如何确定的？仲景谓之“脉证并治”，是依脉的变化来确定证。“证”即疾病某一阶段的病机总和，治法依病机而立，方药依法而出，这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脉为重心的辨证论治体系。

传统脉诊以阴阳为纲，至于什么是阴什么是阳，常人并不理解。我认为，阴阳为纲过于笼统，便提出“以虚实为纲”，那么何为虚实呢？“各种脉象，皆以沉取有力无力以别虚实”。至于有力无力，就可以凭经验感悟去体会判断了。有人说我把阴阳为纲具体化、实用化了。

笔者：您认为脉诊这么重要，是不是中医看病只靠脉诊就可以呢？

李士懋：我重视脉诊，并不意味着夸大脉诊的作用。对一诊脉便知病情解生死的大夫，我羡慕不已，也曾扮作患者去偷艺，但我发现，这些大夫也多是说了许多症状，其中有一二症状包含其中而已，难以直指病人疾苦。脉诊的运用，要在望、闻、问的基础上，若舍三诊只凭一诊，无异盲人瞎马。

笔者：我们知道，您围绕脉学的探索和见解还有很多，能具体讲讲吗？

李士懋：自古论脉详且尽矣，本不容吾等无名之辈置喙。但在50余年不断学习、实践中，我萌生了些有别于传统的见解，故而斗胆提了出来。

我首先探讨了仲景对脉诊的应用，著有《仲景脉学求索》，并结合多年实践、体悟，撰写了《脉学心悟》，又以《脉学心悟》的见解阐释了《濒湖脉学》，著《濒湖脉学解索》，近日与门人著《阴阳脉诊》一书。

归结起来，我提出如下观点：

1、脉诊的重要性：脉诊在四诊中的权重占50—90﹪，脉诊当居四诊之首，以脉定证，法依证立，方由法出，方无定方，法无常法，谨守病机，园机活法。凡证，皆有病位、病机、程度、病势四个要素，合为四定，对这四定，脉诊皆具关键作用。

2、脉无假：任何脉象的出现，都有其必然的生理、病理基础，对脉象只存在认识的问题，不存在舍脉从症的问题。以脉解舌，以脉解证。

3、以虚实为纲：脉诊虽纷纭繁杂，然“大道至简”，以脉之沉取有力无力以别虚实。在各论中，对27种脉，皆以虚实别之，并阐明其机理及临床价值。倘知此，则思过半矣。

4、诊脉要明于理而不拘于迹：脉象的一切变化都是气血变动，气血属阴阳，明此理则一言而终。

5、脉象要素分解：脉象的变化，不逾七个方面，即脉位、脉体、脉力、脉率、脉幅、脉形。七者，皆气血变动所出现脉的变化，据此悟之，则了然胸臆。

两本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它对脉学中诸多疑惑提出了个人见解，也因此得以在《中国中医药报》上连载。

法古人治学有方

何绍奇先生提倡治学应“以古为师、以古为友、以古为徒、以古为敌”，李士懋教授深感有至理，一生作为座右铭。

李老坚持的这种治学态度，也正是继承、创新、发展的规律，也是中医学理论与实践不断得以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李老认为，“以古为师”和“以古为友”不是目的，而是基础、前提和手段。而且， “以古为徒、以古为敌”也不是目的，而是在中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的继承、创新和发展。

笔者：您治学提倡古为师友，古为徒敌，具体怎么讲？

李士懋：古为师友，古为徒敌是指以古为师、以古为友、以古为徒、以古为敌。以古为师是初学者或泛指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学习经典，要以经典为师，以古代名家为师，虚心地学习前人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领会咀嚼，细心品味，切不可一知半解，就要说三道四，半瓶子醋。吾师经常告诫学门弟子，以古为师就要潜心读书，厚积薄发。

以古为友是泛指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当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验累积到一定程度，就要学会发现问题，有了自己的经验体会或感悟，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就应该以古为友，与古人“交流探讨”，和老师商榷沟通，甚至争论，达到自己认识上的提高。

以古为徒就是泛指学习的第三个阶段，当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到到一定水平，就要以古为徒，勇敢的超越古人和前人的观点，实践和验证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不断的创新和积累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辨证论治特点。

我倡导“以古为敌”，泛指学习的第四个阶段，就是在传承了中医学经典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精髓后，通过反复临床实践检验，确立了自己正确的学术见解和临床实践经验，并发现了古人或前人包括老师的不足甚至错误的观点，就要大胆的提出自己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以纠正和弥补过去或前人的不足。

笔者：作为大家，您的学问让我们高山仰止。据说您做学问非常重视“问”？

李士懋：做学问，自然要问、要学。学是基础，是前提；问是起点，是方法；敢于发问，敢于反权威，敢于质疑，是发扬创新的开端。

佛经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问是前进的起点，提出问题，记下存疑，再读书时常又激发了灵感，有所启迪，就可产生许多联想，大有振聋发聩之感；读书时回顾以前临床中所遇到成功或失败案例，仿佛有豁然开朗之感，收获颇丰。因为能从理论高度来认识每个病，理解得更深刻。

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进步。我日常实践中有了问题就先记下来，若有初步的设想、构思就先写个提纲，通过进一步学习实践，产生联想启悟，再充实完善，成熟了就形成文章；一时弄不懂的问题，可能十年、八年后才解决，通过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发问，不断提问，不断解决问题，才不断前进、不断成长、不断提高。

笔者：听说您特别善于归纳总结，非常重视医案，是这样吗？

李士懋：医案是宝贵的中医文献，已成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承和交流历代名医临证经验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当代以及后世研究与开发中医药留下了巨大的财富和发展的空间。我认为中医大量丰富的实践经验，是蕴藏于浩繁的各家医案中的。许多医案夹议夹述，论病精辟透彻，理论与实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是祖国医学不可或缺的的一份宝贵财富。

笔者：您都研读过哪些传承下来的医案，也让初入门者能开卷有益。

李士懋：从许叔微《伤寒九十论》到《韩氏医通》，从我国第一部辑历代名医医案的专辑《名医类案》到张山雷《古今医案评议》、秦伯未《清代名医医案精华》、余瀛鳌《现代名中医类案选》、董建华《中国现代名中医医案精华》等到近代名家的医案，我不仅自己研读，也常责令高徒和学生学习，进行归类，找出规律，写出体会。通过医案的学习和研究，探索和归纳病证演变规律，客观、真实的总结前人成功经验和误诊误治的教训，能够全面、较系统地探究中医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以加深中医基础理论对临证指导作用的认识，加强中医药文化素养。

笔者：那您重视医案的写作吗？

李士懋：我诊治的每一个病人必有医案记述，从初诊到复诊、三诊、四诊，从病史到医嘱，从调服到护理等都有相关的记录。几十年坚持下来，对成功的、有效的病案总结规律，触类旁通；无效的或误诊的病案总结教训，找出原因，举一反三，警示后学和再诊。我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了数万个医案，通过对大量的个案潜心研究，去粗取精，总结经验和教训，把自己诊治的医案就其成功的经验和不效的感悟，上升到理论，集中体现到一些著作中，如《冠心病中医辨证求真》《相濡医集》以及《中医临证一得集》等。

传薪火桃李满天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李士懋教授从医半个多世纪，德学双馨，大医精诚。他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德行，声名远播，吸引着众多学子，省内外、国内外慕名求教和拜师者，趋之若鹜。李老先后招收了硕士、博士研究生22人；指导学术继承人和高徒15人；教受优秀临床人才21人；日本留学生3人，韩国留学生5人，台湾留学生3人，加之本科生和遥传弟子不计其数，堪称桃李满天下。

笔者：李老，我们知道您桃李满天下，您的学生出类拔萃，有些现在已经是一些医院或学科的带头人了，能跟我们讲讲您的得意门生吗？

李士懋：我的学生很多，都挺有出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王强，心血管科副主任，是第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高徒，他以脉辨虚实，临证 “凭脉” ，治疗心血管病方法独特，效果显著。省中医院骨科主任王金榜，我的掌门大弟子，第二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高徒，他在临床实践中刻苦钻研，多有创新，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骨科各种疾病，开展了“疗练结合、药法并重；中西结合、防治并重”的治疗模式，创立的“督脉液压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有效率100%、治愈率达88%，被《中华实用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中医药报》等媒体广泛报道，在全国引起了关注。还有一个董亚川，他最初是河北中医学院成教学院的，非常热爱中医，后来拜我为师。应该说他很有灵性，很好地继承了我的学术思想。现在他开着一个中医门诊，求诊的很多。

笔者：您的学生这么优秀，主要是您教徒有方。您怎么看待中医的传承工作，在传承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李士懋：传承是中医药事业重要的基础工作。传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能很好地传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下大力气推动的传承工作，是中医继续教育、培养优秀人才、振兴祖国医学的重要措施，我肯定要尽全力搞好。为此，我专门制定了自己如何“传”、学生如何 “承”的方案和措施。我们师生共同实施“读经典——勤临证——录医案—— 听讲座——开论坛——搞科研——写论文”的传承模式。我的学生中有的成为新一代名医，有的成为优秀中医领导干部，有的成为学科带头人和业务骨干，更多的是兢兢业业工作在临床第一线，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

笔者：刚才介绍了您的传承方法，传承内容能概括的介绍一下吗？

李士懋：我将中医的传授内容总结为三个层次，即中医的思辨、学术思想、具体经验。三者皆很重要，然有上中下之分。一方一药、一法一则固名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中医思辨能力，也就是授之以渔。我提倡溯本求源，平脉辨证。本在经典，源在经典，是张仲景创立的辨证论治体系，使散落分离的中医理论与方药相结合，就是平脉辨证。

在学习《伤寒论》的基础上，我将自己诊治疾病特色概括为六点：即以中医理论为指导；从整体观出发；平脉辨证；首分虚实；动态辨证；崇尚经方。

笔者：在教授弟子方面，您非常重视德行的培养，请具体谈谈！

李士懋：中医的德行非常重要，这也是我教授弟子的首要内容。古人云：“德成而上，艺成而下”，“据于德”而后“游于艺”，我常嘱咐学生不做“觅钱医”，要做有同情心、仁爱心、责任心、事业心的精诚大医。勤学敬业是仁爱之心的具体体现，中医博大精深，要用毕生精力刻苦钻研方才有所建树，所以我不支持学生和高徒过多兼职学校和医院的行政工作，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为了一时的风光，过多从事行政工作，肯定会影响做学问。做一名医生就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

笔者：我们知道，现在学中医的人少，有些人又不是因为兴趣而学习，您在带徒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苦恼？

李士懋：确实是这样。现在国家虽然很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但在社会上，重视中医药的氛围还是不足。

兴趣是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针对徒弟们对中医疗效信心不足的状况，我带教的第一步，就是用实实在在的疗效重建他们对中医的信心和兴趣。曾有一名学生，毕业后对中医治疗前途心灰意冷，几欲放弃。朋友推荐他来找我指点。当时该生适逢重感冒，自己便开了个几十味药的方子，拿来给我看，实则想考考我是否真的“高人”。

我诊脉后，将他方子上的药大多划去，只留下七味中药并调整剂量。他抓药煎服后烧退身爽，十分敬服，坚定了跟师的念头。后来这个学生进步很大。

看到学生开悟、进步，取得成绩，是我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笔者：那教学中您的具体方式都有什么呢？

李士懋：我每周上一次大课，系统讲解《脉学心悟》、《温病求索》等著作，使徒弟们能够融会贯通，提高理论水平。还结合实际病例进行即兴讲解。如“亚革脉”、“寒痉汤”的命名、补中益气汤加大补阴丸的应用标准等等。

在教学中我采取口传笔授与执手施教相结合的方法。通过系统讲座、即兴讲解的方法口传，还认真批改徒弟们所写的每一篇学习心得、病案、论文，这是笔授。除口传笔授外，我还要手把手施教。我诊徒弟的脉，同时让徒弟诊患者的脉。我怎么按，徒弟也怎么按。哪个是火郁脉，哪个是寒痉脉，什么是涩脉，什么是劲脉……

笔者：听说您有一个三段教学法，能详细谈谈吗？

李士懋：我将3年的培养目标和带教任务，分成三个阶段，每年为一个阶段，分步实施，循序渐进，每段都有任务、有目标。

第一阶段：徒弟随我应诊抄方，熟悉我的诊治思路和方法，了解我的临床思辨特点，其旨在早窥门径，早做临床；第二阶段：由徒弟对初诊者独立采集病例，辨证论治，再由我把关修改；第三阶段是学生互为师傅，互改诊治方案，对初诊病人，先由徒弟甲诊治，再由乙修改，丙再改，最后我再进行点评，确定治疗方案。这种分段实施、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法能使每个人开动脑筋，独立思考。比跟师3 年、抄方3年的学习方法更有效果。

笔者：前面也说过，您鼓励质疑，鼓励提问，如果遇到疑难病例，您怎么让徒弟们从中学习呢？

李士懋：我是特别注意鼓励徒弟勇于提问，善于思考。我总是努力营造民主、求真、活跃的带教氛围。在诊疗过程中遇到复杂病例，我会要求每位徒弟都要根据中医的四诊，写出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开出自己的处方，然后大家集体讨论，使大家在质疑和被质疑中得出正确结论，提高诊治水平。

另外，总结有效的病案固然重要，而从效果差的病案中寻找经验和教训更有必要。因此，我在带教、著述、论文和讲座中从不避讳自己临证效果差的病案，并总是向徒弟们强调，要想做一个中医大家，就应该不断地在失败中总结和提高，警示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展中医。

笔者：回顾您的成长之路，您怎么总结成功经验？

李士懋：一名中医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既要饱读医书，精研经典，还要在临床上摸索多年，总结积累。自古而今，“断无俭腹之名医”，有可能读了很多书，没有成名医，但没有一个名医是腹无积墨的。概括起来，在学医道路上能有所长进，主要归功于以下五点：

第一，大学时期，母校的培养，名师的教诲，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

第二，几十年来坚持临床实践，尤其是在大庆的20多年，大量的实践机会锻炼了临床能力。

第三，教学后，努力钻研经典，博览各家，理论上有了很大进步，理论呢与实践相互印证，相得益彰，颇多启悟。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第四，在学习态度方面，以古为师，努力领悟；以古为友，平等探讨；以古为徒，敢于评说；以古为敌，勇于否定，建立自己的见解。

第五，勤于总结写作，凡有启悟或闪光的灵感，就记下来，先写个提纲，再不断完善。撰写个题目，总得查阅大量资料，深入思考，方能逐渐完成。这种勤于动手的方法，有助于思维的深化。

笔者：李老，今时今日，您有什么期望与心愿呢？

李士懋：我最大的愿望是建一座国家级高端培训基地，培训中医药高端领军人才，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

谈发展中西结合

科学是多元的，发展道路也应是多元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中曾说：“中医和西医在技术上结合比较容易，但要使两种医学哲学取得统一，恐怕是极为困难的。”此言道出了二者根本不同之所在。李士懋教授自谓铁杆中医，意为尊崇传统经典，不被西化乃至异化。当然，李老临证也不排斥西医，他将实验室检查、超声和影像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作为中医四诊的“外延”，用作对病情的认识和判断，但不以西医的理论、化验、检查来指导应用中药，而是按中医理论体系辨证论治。

笔者：李老，您对中西医结合怎么看？

李士懋：50多年实践下来，二者结合的如何姑且不论，中医失去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倒是实情。我以为，问题症结在于，原则上高喊继承发扬中医特色，但实际干起来仍是以西医标准来衡量中医、改造中医。喊的与干的两张皮，岂不哀哉。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根本看不到中医特色。

至于动物实验，必须造病理模型，中医治疗是以证为核心，证的判断须望闻问切，一个老鼠满脸毛，如何望？小爪子就那么一点，如何切？吱吱乱叫，如何问？脱离了四诊，哪来的证？只能造西医的病理模型。若不按这个模式去做，莫说学位、职称、获奖等，恐怕连个论文也发表不了。这好比旧社会妇女裹足，是因为脚大了丑煞人，连个婆家也找不上，只能把好端端的脚裹成残废。

笔者：那您排斥西医吗？

李士懋：我不排斥西医，并且努力学习和参考西医，通过西医病理生理药理从多角度对病情作出分析；将实验室检查、超声和影像等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作为中医四诊的“外延”，用作对病情的认识和判断，但不以西医的理论、化验、检查来指导应用中药，而是严格按中医理论体系辨证论治。而且，为了科研立项、授艺带徒、评聘职称等，我也不得不进行“裹脚”。

年近退休，我还重拾外语，苦学西医基础和科研方法学，求助西医老师去做种种动物实验，颇为郁闷。几经折腾，我发现自己的优势还是在中医，与其迎合“潮流”，莫若坚持自己。

笔者：“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是您的临证特色，为什么坚持这样的原则？

李士懋：“坚持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原本是中医学界每一个大夫和同仁都应有的素养，并非什么特色，更谈不上什么创见或学术思想。但在学术异化的今天，反倒成了我本非特色的特色，更值得业内人士认真反思。究其缘由，主要是西方科学的价值观对中医科学价值观的冲击，扭曲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和思辨方法；长期以来，中医发展模式的西化，科研方法、学术水平、临床疗效评价体系和质量标准的西化；加之现代诊断技术、治疗手段的突飞猛进和便捷应用；特别是医疗理念的偏差和市场经济的干扰等，使得中医阵地减少、学术萎缩，人才匮乏。中医院不再姓“中”，中医人不知道自己姓“中”，遵守中医理论，坚持辨证论治，谈何容易？

话养生恬淡虚无

在长期研习经典的过程中，李士懋教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养生观念、养生方法和修身特点，他认为中医养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人的正气，提高抗病能力；二是避免病邪侵犯。正气包括三个方面：人的生命活力、人的抗邪能力和康复能力。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正邪相互斗争、转化，决定人的健康与寿命。

笔者：李老，您年近80岁，仍然思维敏捷，耳聪目明，是不是平时很重视养生？

李士懋：也不是很刻意的养生。我对生活无奢望，随遇而安；养生不刻意，顺其自然。人生极乐，莫过于心无忧，身无病。养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健康增寿。为达此目的，人们就要注意调养。但是，秦始皇为求长寿，让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赴蓬莱以求长生不老的仙药；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等都曾派人入海以求仙丹；汉武帝铸造金擎，承接甘露以延年益寿，至今北海琼华岛仍有“铜仙承露台”；晋代葛洪著有《抱朴子》讲炼丹术；魏晋时期尚书何晏服五石散（寒食散）“精力强”，京师名士趋之若鹜，服后“燥热、卧冰、裸奔、疯癫之状”等。这些历史的典故，都是养生的歧途。

笔者：那正确的养生应该怎么养呢？

李士懋：中医的养生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提高人的正气，提高抗病的能力；二是避免病邪的侵犯。正气包括三个方面：人的生命活力、人的抗邪能力和康复能力，生命活力又包括智力和体力。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包括内因、外因、不内外因。正邪相互斗争、转化，决定人的健康与寿命。

我提倡“睡子午觉”，原则是子时大睡，午时小憩。人必须要顺应自然，“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使人体生理节律彼此协调，并与外环境的节律同步。起居有常，作息合理，就能保养人的精神，使人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笔者：一个人先天体质对人的健康影响大吗？

李士懋：《内经》讲：“生之来，谓之精”、“精者，身之本也”。这是指先天因素，与基因有关。先天的精气旺盛，后天就聪明、健壮、长寿；先天精气不良，就容易造成侏儒、痴呆、畸形等等。

笔者：那如果先天不足，后天还能弥补吗？

李士懋：可以的。如果说先天因素是养生的根本，那么后天的调养就是养生的关键。后天的调养，要顺应自然。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中医讲天人相应，人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这是养生的重要原则。自然界有昼夜晨昏，月之盈亏，一年二十四节气变化，寒暑更迭，这些自然的变化，对人体都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如昼夜的变化，人的呼吸、心跳、血压、体温以及激素的水平都不同。药物研究证明，强心甙早晨4点注射，药物的疗效要高出平时注射40倍，据此产生了时间医学，时间药物学。不同的年度，由于运气不同，邪气不同，所以北京有些老药店就根据运年备货，今年湿气司天就多备一些化湿之药，明年暑热司天就多备一些清暑之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是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疴戾不起，那就不生病。所以不要违背自然规律。

笔者：我们知道，科学的饮食、运动等也是可以促进身体健康的，您怎么看？

李士懋：饮食和运动对养生的促进非常重要。所谓饮食入于胃，游益精气，和调于五脏，洒陈于六腑，才能达到阴阳的平衡。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都讲究营养健康，由于饮食不当，引发了许多现代病，如肥胖、高血脂、高血压、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代谢紊乱性疾病。有人讲病都是吃出来的，要求一天只吃一顿。这很片面。人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后天之本主要是饮食，“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所以饮食非常重要，但是，饮食也要不偏嗜，不过饥饱。

还有运动。《内经》讲：“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人体的气血筋骨肉，在中医看来和五脏各有所主，所谓心主血，肺主气，脾主肌肉，肝主筋，肾主骨。如果人们懒于运动或运动过度，都属于不当的运动，会伤及气血筋骨肉，累及五脏而造成疾病。所以，适当的活动更是健康长寿的重要条件。

中医主张的运动，讲的是形神统一，既要活动筋骨，又要调气守神。比如说太极，八段锦、五禽戏，武术、散步等，这些中医都讲“勿过极”，不要过于疲劳。所以，孙思邈说：“养生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堪耳”。

笔者：您刚才讲到，中医主张的运动要形神统一、调气守神，是不是说精神调养对养生也很重要？

李士懋：是这样的。《内经》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中医强调七情，由于情志的刺激，造成了喜、怒、忧、思、悲、恐、惊。怒则气上，惊则气乱，恐则气下，思则气结，喜则气缓，悲则气耗，过度的七情精神刺激，就会损伤内脏的功能，而导致各种各样的疾患。七情致病主要表现在五脏的阴阳气血紊乱，从而表现出五脏的证侯。要淡泊名利，这样才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要有追求，要有志向，这是精神的支柱。现在患有忧郁症的人很多，心病还需心来医，而形成精神疗法或情志疗法。中医则按着五行生克的内在规律来治疗。《黄帝内经》总结出了一整套精妙绝伦，而又行之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恐胜喜、喜胜悲、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

笔者：这几年人们一直在说“治未病”，这和中医的养生是一回事吗？

李士懋：中医讲究预防，也就是治未病。中医的预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二是既病防变。现代社会生活节律紧张、工作节奏加快，很多人呈现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精力不济，饮食、睡眠障碍，所以要及时调整，未病先防，提高正气，避免邪气；要调适精神过激、食物偏嗜；要锻炼身体，劳逸适度。如果已病就要防变，防止疾病的传变、恶化，原则是先安未受邪之地。疾病都有传变的规律，把握规律才能防止传变。人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互相影响，这就是中医独特的理论，从整体出发进行调整才能有效果。有人为了健康长寿，进食很多补药，殊不知补药要因人而宜，因病而宜，个体化的选择，辩证的来应用，不是什么补药都能吃。如食用富含激素的枸杞子长出胡子；食用人参导致鼻子出血等。

总之，欲健康长寿，一要提高正气，二要淡泊名利，三要谨辟邪气，四要饮食有节、劳逸有度。形神兼备，天人相应，方为养生之道。

伉俪情相濡以沫

李士懋教授和夫人田淑霄教授相识相知相爱50年。中医药事业成就了他们的秦晋之好，从此，他们也和中医药事业结下了永远的情缘。曾经的磨砺，练就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品质。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坚守着医生的天职，实践者治病救人的诺言。

李老幼子小时候由于脑血管畸形继发癫痫、智力障碍和功能障碍，作为父母亲，他们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汗水和心血，但他们从没对生活沮丧过、畏缩过，总是以饱满的热情迎接生活的挑战。

笔者：我们知道，您和夫人田淑霄相识相知相爱50年，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李士懋：我们是大学同学，志趣相投，最后走到了一起。

笔者：你们在大庆的17年和在河北中医学院的这些年一直都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吗？

李士懋：是的。我们共同走过了17年的支边岁月，共同承担家庭各种重担，一起研究喜欢的中医事业，相敬如宾，关系非常好。我们吧书房叫做“相濡斋”，我们共同写的书命名为《相濡医集》。

笔者：您和田老的专长一样吗？学术风格有什么差别？

李士懋：我们的专长不同，我擅内科，我爱人擅长妇科。在学术风格上我们二人也有不小的差别，学校有个年轻教师将我夫妻二人的临床特点总结为一副对联：上联“探赜索隐，析微阐奥，此事诚难知，得其机难而后易”是说我的；下联“察天应人，随证而治，医学实在易，临其用易中见难”是说我爱人的，横批是“难易相濡”。

笔者：听说您的小儿子身体不好，平时都是您夫妻二人照顾吗？

李士懋：对，小儿子小时候由于脑血管畸形继发癫痫、智力障碍和功能障碍，主要是我们照顾。喂饭、喂水、端屎、端尿。有时屎尿拉在裤子里、被子里、床上，就耐心清洗；遇上癫痫大发作、发烧，我们就整日整夜陪着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照顾、治疗这个不幸的儿子30多年，虽然辛苦，但,这是命运交给我们的，我们坦然承受，生活的酸辣苦咸都是财富。

德为上医者父母心

医乃仁术。自古以来，大医精诚，以济世为己任。李士懋教授临宽宏豁达，常怀悲悯之心，对病人悉心诊治，推崇经方，尽量减轻患者负担，还时常免费赠药。对领导尊重，对同事以礼相待，对学生弟子关爱有加，他最大的长处就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与长处，宽忍原谅别人的缺点，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多年来，就是这样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感染着身边的人。

笔者：您出诊经常加班加点，为病人悉心诊治，口碑非常好。您年纪也不小了，精力有限，是怎么做到的？

李士懋：这是很平常的事，自己坚持一下就做到了。好多病人是外地人，大老远来找我看病，我当然就是晚下会儿班，晚吃会儿饭，也得给人家看了。服务百姓，来不得半点虚假，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看病，金杯银杯比不上百姓的口碑。

笔者：我看过媒体上《跨越半个中国的救助》的新闻报道，说的是广东人周飞升如何将命悬一线患有急性病毒性脑炎的幼子，从当地医院ICU病房转到石家庄找您求诊的故事，周飞升是怎么认识您的？他为什么这么远跑来找您治病？

李士懋：周飞升以前在石家庄学过西医临床，上学时认识了我爱人田淑霄。田老师曾用三副中药便扭转了小周一位亲戚多年的崩漏症。这个亲戚病愈后，抱着孩子到我家致谢。进门就磕头，还把红包拿出来，说不收他就不起来。无奈田老师便收下了。等他们走到楼下后，田老师把钱从窗户里扔了出去，叫他们把钱收回去。可能这件事让小周印象很深刻吧。笔者：他的孩子后来您给看了吗？

李士懋：他跟我联系后，我先让在广州的一个徒弟去诊治，用中药缓解了症状，后来协调他孩子住进了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并去会诊，10多天后小周带着病情好转的孩子来到我的诊所，说住院费用太高，准备先出院，再接着给孩子治病。我就给他在我们小区找了个房子租住，并给了他一点钱。笔者：据周飞升说，您给他的钱不是一点，是“一笔”，而且您不让他打借条。您经常这么资助患者吗？

李士懋：在我能力范围内吧。有时候我感觉病人们太不容易了，家里有人生病了本来就心急如焚，如果经济再不宽裕，更是让人忧上加忧。

笔者：为了病人，为了探索治病方法，听说您不惜以身试药，试服蜈蚣，有这事吗？

李士懋：是。病人的痛苦是医生探索的动力。蜈蚣，书上归于有毒中药，用量1-3克，我认为此物熄风最强，但量太少难以起效，为了验证其毒性大小，就试着加量服用10条蜈蚣，没有出现任何不适，后来我将此量用于病人，非但没有出现什么副作用，反而治愈了好多高血压患者，取得了应有的临床疗效。学习中医的学生，我都要求他们识药、认药，要了解药物的习性特点，才能准确理解药性、功用。

笔者：听您身边人说，您总是强调“家和万事兴”，“做人要做好人”，是这样吗？

李士懋：确实是这样。家人之间无对错。家庭和睦，工作才能顺利，事业才能更上一层楼。夫妻恩爱、家庭和乐，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也是健康长寿的保障。我也常告诫学生：要用一生去做人，做个好人，做个对他人、对社会有用的人，好人才会有好报。后记

日月星空，斗转星移。李士懋从一个新中国首届高等中医院校的青年学生成长为现代中医大家，是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人文情怀和实事求是、严谨创新的科学精神，使他走过了艰苦曲折的成长、成才、成名之路。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使他在成才的道路上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不懈地探索和追求。

自毕业年来，李士懋教授一直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学术上坚持中医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形成了以脉诊为中心的辨证论治方法。出版专著16部，合著12部，古籍校勘3部。编写教材2部，撰论文76篇。获省科技进步奖2项、厅科技进步奖5项。研究开发中药新药6项，均已获临床批件。

回眸一生，李士懋教授常感遗憾，“若能重走人生之路，当会少一些弯路，或能比现在出息一些，只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逝者不可追，只能朝前看，珍惜余年。他曾自题春联：上联：古稀未觉老皓首读歧黄。下联：秋实胜春华晨星著文章。横批：桑榆未晚。”这就是中医大家的风范，是名医大师不了的中医情怀。这种情怀，激励着后人在中医药事业领域的成长、成才之路上不断奋斗、进取。

附人物大事记：

1936年生于山东黄县北马镇

1956年毕业于北京101中学

196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

1962~1979年在大庆油田总院任中医师、主治医师，

1979年至今任教于河北中医学院。

1986年6月被《中国医药学报》聘为特约编辑

1987年1月被中医杂志编辑部聘为编辑

1991年聘为中华全国中医内科学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1994年与老伴田淑霄教授共同写作专著的《脉学心悟》《濒湖脉学解索》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6年与老伴田淑霄教授共同写作专著的《温病求索》由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

1997年被聘为河北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