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医院药房托管:互惠互利合作or烫手“馅饼”

“托管一周，病人增长一倍，以前每天接诊20人左右，现在都在35人以上，双休日就更多了。”三农卫生所所长方立平强调，现在，药房与卫生所功能分离，卫生所只负责看病接诊开药方，“惠好三农”负责卖药，品种较以前增加了5倍，多达3000多种，价格平均降幅40％以上。卫生所接诊病人也不再局限于当地社区，有不少从远处慕名而来。一年多后的今天，记者从三明市药监部门市场科了解到，双方的托管仍在稳步推进。

与社区医疗机构求助药品零售企业不同，严培中这次显得更加主动。谈及投资1000万元注册成立万佳乐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他避开外界的种种猜测与疑虑，更多地强调自己的信心与愿景——江汉区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98年一年的用药达2000万元左右，近年来则是下滑严重，目前也就年均600余万元。改造计划第一步一旦实现，就可以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而如果能够实现第二步，“万佳乐”就可以形成2亿元的药品零售规模。

上海精鼎营销咨询公司总经理代航认为，在医药分家的大背景下，药店方主动向社区医疗机构靠拢是为争取外流处方。据他透露，事实上在上海，平价药店很早就有意识地主动争取处方，“几年前，他们就把广告打到了医院里，甚至把药店和医院的差价都写了出来。”如今，这种“对抗性”竞争更多地演变为“协商性”的合作——华氏大药房的一些连锁店就已经陆陆续续地同周边的社区医院商量合作的事情。“而对于大多数社区医疗机构来说，在自己亏损的时候有人伸出援手，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实际操作中的尴尬

尽管严培中的面前放着一个巨大的“馅饼”，但是要让它真正拿到自己的手里，恐怕并不容易。事实上，有关“院店合作”失败的案例也并不“遥远”——民营的上海海江医院试图关闭自己的药房，让开心人大药房进驻医院。这个在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的事件，最终以“散伙”而告终，原因是双方对药品销售提成无法达成共识，利益难以均衡，这也成为了目前院店结合进一步前进中最大的障碍。

在北京，虽然作为社区药店的嘉事堂具备了在社区药房托管上快人一步的“地利”，但他们显然在已有的先天优势与日后可能面临的现实困难的比较中更加倾向于后者。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帅说：“我们的感觉是，目前医院和药店恐怕很难结合。”经历了与多家医院合作告吹的许帅用“一厢情愿”自我解嘲地概括了当时的情形——“涉及到利益分配，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不划算，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了了之”。 许帅说，导致合作无疾而终还有政策方面的因素：“现阶段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还解决不了，比如说，在北京地区，药店间的距离必须是350米。”但许帅还是表现出了对这种尝试的兴趣，“如果条件成熟，我们乐意去做。不过，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推动。”

北京金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军谈到自己曾经托管过的3个社区医院药房时反复强调的就是“不成功”，他说，北京大部分社区诊所都是医院开的，是大医院在社区的一个延伸，这就决定了他们药品的来源主要是上级医院；加之社区卫生机构用药量很少，往往很难做。而对于全国各地纷纷出现的“托管”，徐军强调最多的一个字就是“试”——“在没有很好办法的情况下，大家能做的也就是多尝试。”徐军向记者透露，年内北京市卫生局可能将对社区中心医院、卫生所药房剥离出台具体措施，“但是要具体实施恐怕要等到明年了。”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指出，目前，各地有关医药分家的尝试基本是两种设想，一是把医院药房场地出租给医药公司，让有资质的专业医药企业介入，通过市场化运作降低成本；另一模式就是与专业医药公司合作。但是，“以药养医”是当前医疗系统内的普遍状况，药品销售收入一般占医院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把“养”的这一块分出去，涉及方方面面，面临的阻力会很大。

三九集团早在2001年就接手托管了柳州中医院药房，可以说是较早“吃螃蟹”者。三九企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戚海亮说：“目前药房托管的原则基本上是四个不变：药房所有权不变，职工身份不变，药剂科职能不变，保障医院利润不变。”正是这四个不变，使得托管工作得以进行，但也正是这四个不变，使得托管企业在人员管理和薪酬分配上不能完全放开手脚去改革。不过他认为，只要国家今后“医药分家”政策大方向不变，这项工作的前景就会很好。

严培中对于业内很多同行的谨慎表示理解，“我不敢说我选择的这条路是最好的，但起码可以为处于困境中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思路。此外，将药店和社区卫生机构药房进行对接，将平价药店的品种齐全、价格低廉与医院指导合理用药的优势结合，对现有平价药店也会形成巨大的挑战。”（作者：王蔚佳） （转载自《中国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