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艾滋病”这个词首次在警方案卷中出现。杭州方面为此包了一节火车车厢遣送他们回乡，然而，负责遣送的警察还未回到杭州，几个被遣送者已在杭城露面，不到一个星期，这18个人又陆续回杭。
从那时到现在的6年间，杭州警方在这些扒手人员中累计查出了100多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他们中84.8%是青壮年，年龄最小的才12岁。
“因为多年走南闯北流窜作案，一些嫌犯对各地犯罪成本也有比较，他们认为，在杭州偷窃比较容易。”王擎昆说。
那名姓覃的艾滋病扒手还告诉王擎昆，“杭州人比起广州人爱显财、胆小。杭州人的钱夹多放在外衣口袋里，广州人放在里面衣服的口袋里；杭州人自我保护意识差，大妈买菜时把钱放在透明塑料袋里，小姑娘逛街喜欢把手机扣在双肩包的带子上。”
同时，王擎昆告诉晨报记者，在杭州市疾控中心的统计人数中，有的就是警方发现的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后来，杭州市疾控中心根据公安提供的资料，曾对这部分感染者进行随访，有的被告知死了，有的被告知好多年没这个人消息了。
“那么您估计，到底还有多少类似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流窜在杭州？”记者问王擎昆，他的回答是：“不少，但很难掌握到具体数目。”
法律空白抓人之后还得放人
对于这些无知的携带艾滋病毒的扒手，当地警方显得非常无奈。
西湖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施警官向晨报记者讲述今年6月19日发生的一起针对艾滋扒手的打击活动。
当日晚上8时左右，区刑侦大队“反街头犯罪活动小组”来到杭州市古荡区一家超市门口。
“这片地区处于城乡结合部，周围有许多学校，学生多，又全部是露天的小摊，这些艾滋扒手最爱挑这种地方下手。”施警官说，他当时和同事许警官一前一后，穿行在那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其实，我们对‘猎物’的一切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他们大多租住在附近民房里；当时，活跃在这一带的吸毒者有十几名，大部分来自广西某县，因共享针头吸毒而感染了艾滋；他们每天晚上出来，就是偷东西，然后买毒品。”
施警官告诉晨报记者：“我们经常这样跟着他们，一直等他们正在行窃时，把他们抓住，让他们把东西归还失主。然后，放了，没办法。”施警官双手一摊，无奈地摇摇头。
有趣的是这些人在被抓时也从来不反抗，“因为他们知道抓了之后我们还得放他”。
携带艾滋病毒的违法犯罪分子应该怎么处置？这不光是施警官所在一地公安部门所面临的困惑。施警官说，他第一次抓到携带艾滋病毒的小偷后，“我们报防疫站，他们登记完就走了。我们问，人怎么办？防疫站说他们不要。我们也没敢把他们关起来，那么多人关在一起，如果他把别人感染了，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从某个角度看，警察与艾滋病扒手的故事更像是一个黑色幽默，我们每天跟这帮人打游击，抓进来，至多帮事主拿回物品，然后放人。”说此话时施警官一脸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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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杭州市两会期间，一位来自政法系统的人大代表提交了一份《关于切实重视解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吸贩毒违法犯罪人员收容治疗问题》的议案，建议在杭州建立收治这类人员的工作机制，对这类因患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而难以执行劳改或劳动教养的人员进行封闭式集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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