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14岁以下人口比例减半

《经济参考报》：人口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卢迈：日本的经验显示，即使是在收入水平高、劳动力素质高、技术先进和基础设施完备的国家，老龄化也很可能导致经济的大幅度减速。1990年，日本的老龄化水平即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1.9%，不久之后人口抚养比就迅速提高。在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变化的同时，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也出现急剧的逆转，从减速开始直到停滞。

201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9.1%，已经接近于日本1990年经济增长减速时的老龄化水平，在“十二五”时期，中国还将像日本一样，经历迅速的人口抚养比提高。比日本当时的情形更严峻的是，中国当前还面临着“未富先老”的挑战。

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与高速经济增长，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反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的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必须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上，中国在物质资本丰裕程度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也存在着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也不具有比较优势。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中国“未富先老”的人口转变特征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不利影响理解为：第一，过早地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第二，失去了对仍具有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优势；第三，尚未获得发达国家所应具有的技术创新优势。因此，无论是面对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中国原有的竞争优势都在减弱，这无疑加剧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

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给家庭和社会也带来了冲击。老龄化加重了家庭照料老年人的负担。

我们尚未准备好应对老龄社会

《经济参考报》：可以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大大超出预期，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那么今天的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卢迈：我认为，面对快速到来的老龄社会，中国尚未做好准备。

首先，制度安排滞后。中国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退休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等，都不适应老龄社会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老龄化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突出矛盾是“未备先老”，即社会对老龄化的到来准备不足。

其次，财力准备不足。一方面，养老保障的公共支出存在较大缺口。中国公共支出中用于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并不高，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也较窄，相当一部分老年人的养老金给付水平较低，2011年企业养老金替代率仅为42.9%，农村地区的养老金水平也只有每月55元。另一方面，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潜伏着财务危机。有近一半省份的养老金收不抵支，且养老金投资收益率过低，年均收益率长期不足2%，低于同期的通胀率，意味着养老金缩水。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长，特别是被制度覆盖的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社会养老保险金支出将大幅增长，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带来更大的冲击。

第三，公共服务体系薄弱。目前我国在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均未考虑到老年人的需求。在公共服务体系中，老年人公共服务是最为薄弱的环节。尤其在农村地区，由于年轻人的大量外流和为老服务设施的基本空白，老年人的生活面临着更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