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药企的又一轮生死考验

不能否认，２００５年，中国加入ＷＴＯ进入第四个年头，与ＷＴＯ相关规则经历了几年的磨合后，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开始显现，特别是知识产权已成为了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

３个月前的北京《财富》全球论坛上，面对国外人士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对中国的质询和指责，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王景川直陈，“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知识产权制度到现在为止仅有２０几年的历史，我们起步很晚但发展是很快的。不仅体现在建立了与国际规则相符合，并且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而且很有创意地走了一条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的工作机制。”

但他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仅仅靠政府的作为不行，它需要全体国民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仅过了一个月，被认为是我国加入ＷＴＯ以后最大的一次贸易摩擦爆发。６月初，《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德国商报》等国外主流媒体的头版头条纷纷对中国纺织品贸易摩擦进行了大幅报道。这回，外方虽意在汇率却把争端的矛头再次指向知识产权问题，正如在中美关于纺织品贸易的第一轮谈判结束后《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双方一再重申各自在中国纺织品出口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既有立场”，在导致贸易关系恶化的具体问题上几无进展。

处在同样背景下的我国医药产业，在加入ＷＴＯ后虽然有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开展广泛的国际经济贸易活动，由于其产业特殊性，它并不能像工业、农业、机械、电子产品那样很容易地展开“自由贸易”，但对知识产权的高度依赖使其同样面临着质疑、争端和洗礼。

从去年跨国制药巨头辉瑞公司和１２家国内药企的“伟哥”之争到葛兰素史克公司罗格列酮组合物专利的诉讼案，医药产业有关知识产权的多事之秋似乎到来了。“伟哥”专利纠纷、１１家药企的专利反侵权诉讼、临清华威状告鲁泰环中、快克与中杰快克的商标争议……一个又一个专利官司在今年接连粉墨登场。

与此同时，各种数据也在说话。资料表明，在我国１万余件药品专利中，８０％为国外研究机构和企业所有，其中又有９０％以上为发明专利。而据广东海关的统计，今年１至５月，“洋中药”向广东出口猛增，广东中成药进出口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进口中成药价值达３８１７万美元，增长２９．６％。

《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指出，这几大案件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临清华威状告鲁泰环中案代表了国内中药产业界中药知识产权该如何保护和界定的问题；１１家药企的专利反侵权诉讼，则是医药产业首次发生的专利反侵权诉讼案件；“伟哥”专利纠纷，则代表了中外药企在药品知识产权范围内的博弈。

乐观的看法也许诚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医药企业最近出现这么多重大知识产权专利纠纷案件并非偶然，这是中国医药经济开始适应ＷＴＯ竞争规则的表现。”但是谁能说，这不是医药产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已久而导致的一次问题积聚性爆发。

王景川说，历史证明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保护水平，与国家发展力水平相适应，并且能够跟随未来发展的需要而变革，才能真正促进科技创新、文化繁荣、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否则就会产生负面的作用。

作为一个制药大国，我国医药行业的生产能力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整体创新能力较弱，产品生产仍以仿制为主，医药自主开发体系尚未形成却是不能回避的软肋。“要实现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转变，我国首先必须努力实现向药品知识产权强国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