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人掌控中国民营医院性病游医低调暴富

　　性病游医走遍天下

　　从此以后，治疗皮肤病的秘方就不再属于他一个人了，八个徒弟各自又收了徒弟，皮肤病秘方就在东庄镇迅速而广泛地传开了。贫穷的东庄人终于找到了致富捷径。

　　陈德良始终认为，即使是当初东庄人开始行医时，他们也并不是像外人说的那样一点不懂。“当时莆田卫生协会曾办了个函授班，我的徒弟们都拿到课本之后还要考试，通过考试之后，莆田卫生协会会发给一本证书。”

　　但是，经过几年行医之后，东庄人发现，医疗界的另一新兴领域---性病市场越来越大，转做性病行业更加赚钱。陈德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到了1990年前后，当时社会上卖淫女之类的开始多起来，性病市场前景很好，当时的国有医院很少有人愿意去治这个病，也不敢打广告，国家有这个漏洞，老板们就投机倒把搞进去了，说实话，当时确实有些乱收费的现象。”陈德良笑着坦率地说。

　　陈德良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民营经济，许多行业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所以有些乱也可以理解。

　　到了1998年，福建莆田的游医们开始具备全国范围的“影响力”。

　　王海和许多媒体针对莆田游医而调查出来的实情，并没有陈德良对本刊记者说的那么简单。当时的许多报道给莆田性病游医归结出以下几条：他们敢把没病的人说成有病；敢把一个疗程的病治上10个疗程；敢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200多元。无论是王海还是一些记者，常常亲身体验式暗访，原本十分健康的打假人或记者常常会被检查出性病。

　　1998年和1999年，是全国媒体和公众对莆田性病游医最为关注的年份。

　　1999年5月24日，太原《都市生活》周刊派出大批记者，对性病诊所集中的近十条街道进行了拉网调查，共统计到专治和兼治性病的大小诊所214家，其中，仅在火车站附近就有28家，服装城附近的双塔北路一条不足300米的巷子就有九家。加上全市的街巷，估计性病诊所至少在400家以上。性病诊所超过了米铺。

　　1999年5月14日，按照广告上刊登的地址，两位健康的记者来到山西机床厂医院暗访。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用放大镜看了看“患处”，一脸严肃地问同行的另一个记者：“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然后在诊断书上写着：念珠菌龟头炎，要赶紧治疗。

　　接着，两名记者走进太原市康复医院，被一个老“大夫”诊断为“急性淋病”，并让女护士注射220元一针的“进口药”，记者再三推脱，最后被迫买了一盒价值65元的“特克淋梅”。该药被太原市药检所判定为三无假药。

　　在山西省皮肤病性病防治所，“大夫”又诊断记者患了“非淋菌性尿道炎”，“可能引起不育”。他说，治好这个病最少要半个月，要花几千元。

　　1999年6月1日，《都市生活》推出揭露性病诊所黑幕的第一篇报道后，便不断接到威胁电话。据当时的《都市生活》报道，6月2日上午，一名操南方口音、自称为私人诊所老板的男子找上门来，要记者“不要继续乱说，否则，小心哪天突然少了一只胳膊、一条腿。”

　　随着报道的进一步深入，这家媒体的记者接连遭到跟踪、抢劫和电话威胁，一个声音嘶哑的男子在电话中说：“我要炸掉你们的大楼！”6月8日，《都市生活》毫不退缩，刊出报社大楼的大幅彩色照片，并标出所在的详细位置。明目张胆的威胁引起了全国新闻同行的震惊。后来证实这些游医就来自莆田。

　　199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也刊发了莆田性病游医的详细报道，记者寿蓓蓓如今仍对当时采访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当时一位卫生系统官员曾颇为愤怒地拿出一份文件，说卫生部纠风办曾针对莆田游医集团专门发文，措辞严厉：“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占国团（即为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